（原标题：|晒书客·获月之书|）配资网官网入口
《我的文学奖》
（奥）托马斯·伯恩哈德/著 马文韬/译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
奥地利作家托马斯·伯恩哈德说他拒绝过十个文学奖项，并专门写了《我的文学奖》一书，谈自己同众多文学奖的因缘交道。但是，在他的其他小说，例如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》中，他也经常提到这些事。
伯恩哈德的书里总是贯穿着一股暴躁情绪。他无情地嘲讽那些发给他文学奖的人——那些官员，他说，部长讲话时“没有一句话能准确无误地说到底……对文化艺术他绝对一窍不通。”讲话结束后，伯恩哈德自己上台发言，讲话的内容“涉及的是死亡及其拥有的巨大力量、尘世上的一切如何可笑、世人终有一死的人生，以及一个国家毫无价值的存在。”之后活动散场，部长走时后面跟着好几个人，这些人都“有求于他”。
奥地利作家素以脾气大著称，伯恩哈德更是其中的代表。他不仅骂官员，骂政府，骂国家，还骂国民，说国民自从一战之后起就浑浑噩噩，乃至助长第三帝国的气焰，乖乖地当了走狗和炮灰。他的轻蔑延及一切，他蔑视地称这些文学奖都是借文学名人之名而已（例如“海因里希·海涅奖”），大众并不关心，官方更是拿它们给自己撑文化门面。这种愤世嫉俗可谓彻底，对今天的现象也可以同样观之。
《拍电影的人类学家》
（美）保罗·斯托勒/著 杨德睿/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
非洲一直就是主流视野中的“他者”，非洲人一直就是被“观光”的对象。可是人类学，这门学科的基本立场，就是要平视所有的人类，对地球上的每一种生存着或是生存过的人，都持有公平的好奇，尽力去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。
让·鲁什是活跃于上世纪的一位法国人类学家。一战结束后，欧人拍摄的表现非洲的电影渐多，鲁什对此很有看法，认为这些作品，大多都以观光猎奇的眼光来看非洲人与景物，除了显现白人的优越感外，别无所长。
鲁什自己下场去拍摄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，他需要在镜头的特权和人类学的操守之间寻求平衡，不仅展现非洲部落的真实情状，还能让人认可拍摄者视角的公平合理。这已经够难，而且越是像鲁什这样求真律己，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要求还越是苛刻。当他的一部影片的镜头里，出现土著人活宰一条狗，剥皮吃肉的场景，观者直呼反胃，更有批评人士指出，鲁什的人类学影片名义上是展现真实，实际上是提供了更大、更刺激人的猎奇内容，因为影片只呈现土著人的行为，而缺乏意义的阐释。
本书除鲁什的生涯做了要言不烦的叙述外，更揭示了人类学所必须面对的根本性困惑。
《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》
（德）丹尼尔·保罗·施瑞伯/著 苏子滢/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4月
施瑞伯博士（1842-1911），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著名案例之一。施瑞伯原是个事业有成的法官，但在人过中年之后，他突然罹患怪病，有一个外来的声音反复提醒他原是女儿身，迫使他陷入长期的精神困扰。施瑞伯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，弗洛伊德虽然没有与他本人接触过，但根据这本回忆录做了精神分析，并指出，妄想狂与痴呆症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分明的。
此本“回忆录”，就是施瑞伯原作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，可以说离奇古怪，是一个幻象和事实的大杂烩，但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准。弗洛伊德根据施瑞伯的案例提出了妄想性痴呆的概念。后来，拉康结合弗洛伊德的研究，对施瑞伯又做了新的阐释。拉康认为，神经病患者的陈述，是一种“主体的话语”，一直在创造一个另一个自我，看似在说自己，其实是在说另一个人，一个被他“客观化”出来的“他者”；所以，只有通过精神分析，患者才会认识到这一点。精神分析，能够祛除患者对自己的蒙蔽。
《俄国思想史: 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》
（波）安杰伊·瓦利茨基/著 刘文飞/译译林出版社 2024年11月
1930年出生的安杰伊·瓦利茨基，是一位思想史学家，冷战期间，他作为一个苏联东欧阵营里的学者，却在西欧和美国学界也享誉甚多。《俄国思想史》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，把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细致梳理，其中除了被视为主流的俄国思想家，如别尔嘉耶夫、恰达耶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之外，还有大量不太知名的人物，如启蒙运动时期的拉蒂切夫、诺维科夫等。
书名中的“思想”二字指出了作者的思路：“思想”并不等同于更狭义的“哲学”。瓦利茨基确实指出了俄国哲学中的许多争议问题，将其呈现为“史”，但他重申了一个广泛的共识，那就是，俄国哲学有赖于众多“地方实践者”的参与，这些人作为俄国为数很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，往往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来传播哲学，而不是仅在学府里著书立说。极端的例子，像是19世纪后期兴起的民粹派，大搞暴动、暗杀，可是他们确实是“思想者”，也推进了俄国哲学的发展，他们主张“纯哲学”是不道德的，是违反人民利益的，而瓦利茨基对此可谓欣然同意，他所写的思想史，就是一场政治实践史。
《伦勃朗的眼睛: 天才与他的时代》
（英）西蒙·沙玛/著 黄格勉/林晓筱/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
沙玛是艺术史家，有在各种名校执教的履历，也是一个媒体人，有串联起各种知识、“夹叙夹议”的本领，更有随意抓取信息，将它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题的能力。语言，在沙玛的笔下自带一种“能量”，好像它们能自动滚滚向前，抛开了笨重的“知识储备”；如果你对“神来之笔”有些仰慕，那么一旦进入沙玛的写作，你立刻就知道这是稀松平常。
伦勃朗，17世纪的荷兰画家，其生涯覆盖了荷兰的黄金时代，在那时名家辈出、蔚为大观的荷兰画坛，伦勃朗可说是脱颖而出，成为名字被后世最多人熟知的一位。沙玛是围绕一幅画作，也即1629年23岁的伦勃朗的一幅自画像，做起他的大文章的。画像中的伦勃朗，在一间光线阴暗、陈旧的房间里，正站在画架前看一幅画。特殊的地方在于，自画像的眼部是帽檐下的一片黑，并没有画出眼睛。
针对这一点进行研究，就是沙玛的强处，而他不仅在伦勃朗的其他画作中观察眼睛的画法，更把那些年里欧洲绘画的是非与社会、历史纵横勾连，洋洋洒洒地论述，功力真可谓独步天下。当然，他那铺展缠绕的文风也是有争议的，此书才华横溢不假，但无疑也是对艺术进行“过度鉴赏”的典范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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